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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句子問題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路徑

所屬欄目:語言學論文 發布日期:2019-02-26 19:42:26 論文作者:佚名

〔摘要〕 第二十五屆功能語言學與語篇分析高層論壇暨第二屆功能語言學與漢語研究高層論壇于2018年6月9日-10日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成功舉辦。本屆論壇共邀請到國內系統功能語言學界和漢語學界知名學者13位。相關主旨發言采用功能視角,圍繞漢語句子的定義、結構、成分、分類、功能、劃界、語法地位、語氣等方面問題展開探討。本次論壇為功能語言學和漢語學界的各位同行深化研究、增加共識搭建了交流平臺,對國內功能語言學本土化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 功能語言學;漢語研究;小句;本土化

引 言

由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功能語言學專業委員會、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英漢語篇分析專業委員會主辦,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承辦的第二十五屆功能語言學與語篇分析高層論壇暨第二屆功能語言學與漢語研究高層論壇于2018年6月9日-10日在武漢成功舉辦。本屆高層論壇以“漢語中的句子問題”為主題,集中討論功能視角下漢語句子的定義、結構、成分、分類、功能、劃界、語法地位、語氣等方面的問題。論壇共邀請到國內外知名學者13位,按發言順序,分別是華南農業大學黃國文教授、澳門大學徐杰教授、同濟大學張德祿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儲澤祥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彭宣維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何偉教授、華中師范大學王勇教授、西南大學劉承宇教授、香港公開大學李深紅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楊炳鈞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楊延寧教授、北京師范大學于暉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王品博士。本屆論壇以專家報告和互動交流的形式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110余位專家學者參與了本屆論壇。現將本屆論壇的13場專家報告逐一回顧。

一、 論壇主旨發言

黃國文教授的報告“‘王冕死了父親’的系統功能句法分析”,從經驗元功能和語法隱喻兩個角度探討“王冕死了父親”的語法結構和語義關系。報告首先梳理了過去60年中結構語法、生成語法和認知語法等不同視角對這一句式的研究及解釋,接著在系統功能語法框架下分析該句式。根據及物性分析,“王冕死了父親”的核心成分為過程“死”和參與者“王冕的父親”。“王冕”不是參與者角色,而是“父親”的限定成分,與“父親”之間存在領屬關系。就語義而言,“王冕死了父親”等同于“王冕的父親死了”。報告接著從語法隱喻角度進行分析。語法隱喻是指當某一詞匯語法結構被用于表達該結構不常表達的意義時,出現的“非一致的”(incongruent)表達方式(即隱喻式)[1][2]。報告指出,“王冕死了父親”是語篇語法隱喻,其對應的一致式是“王冕的父親死了”。選擇隱喻式還是一致式,和語篇的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上下文語境等因素相關。從語篇元功能角度來看,選擇“王冕死了父親”這一隱喻式,是為了突出“王冕”在小句中的主位地位。需要說明的是,隱喻式“王冕死了父親”并非由一致式“王冕的父親死了”演變而來,也并非前者優于后者,它們具有不同的功能,用于不同的語域中。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語言結構的變化是為語言的社會功能服務的,當“王冕的父親死了”表達不了“王冕死了父親”的部分功能時,便出現了后者。所以,在不同的場合需要使用不同的語言結構。這一研究雖與以往的部分研究結論一致,但是從系統功能句法角度的全新解釋,最終殊途同歸。

徐杰教授的報告“單語、多語及語言的功能”立足全球一體化帶來的多語并存背景,旨在構建理想的個人語言配套模式。報告指出,20世紀半世紀后,作為交流紐帶的語言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地位日趨顯著,一人掌握兩種或多種語言是全球一體化的直接結果,是語言運用領域的新常態。但是,諸多因素制約著實際語言能力的發展,如關鍵期的語言輸入、個人精力和語言學習能力的差異等,這造成語言潛能雖然巨大,語言能力卻有限,并非所有潛在的語言能力都能成為語言現實。因此,社會、國家、個人、家庭都需做出取舍,進行最優語言配套。“語言配套”指的是社會群體或家庭個人基于當下的現實需要對未來的規劃,從可及的諸多備選語言中選擇一種或一組語言作為學習和使用的目標語。這一配套應在群體和個體兩個層面上進行,其實施過程中應將語言有時互相矛盾的三大功能“交際工具”、“思維平臺”和“文化符號”充分且平衡地通盤考慮。基于此,報告提出了“一超多強”的個人語言配套新理念,即一個語言用戶,其最理想的語言配套模式是一種超強語言外加一種或多種比較強的語言,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地挖掘自身的語言潛能。其中,超強語言是用作思維平臺的主導語言,其他語言則用作不同語言環境下所需的交際工具及其民族、身份認同的文化符號。當“一超”與“多強”不能兼顧時,應力保前者,果斷放棄后者。這一模式可以讓個人的自身潛能做最大化發揮,使之適應當今高度國際化的環境。

何偉教授的報告“英漢語‘小句’語法地位再審視”通過比較英漢語學界的觀點,闡明了英漢語小句的核心語法地位,目的是為英漢語小句對比研究提供統一的理論框架。學界對術語“clause”的翻譯存在爭議,既被翻譯成“小句”,也被翻譯為“分句”或“子句”。報告從這些爭議引出了“小句”概念的界定及其語法地位的問題。關于英語小句的語法地位,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看法截然不同。形式主義的研究立足于句子,認為句子是基本的語法單位,而小句則是句子的構成成分;相比,功能主義則將小句視為基本的語法單位,還將小句作為句法和語篇的聯結界面,因而,功能主義認為英語小句居于語言研究的核心地位。關于漢語小句的語法地位,學界的觀點較為統一。呂叔湘[3]提出小句是基本的動態語法單位,且具有表述功能,含有語調或語氣,可傳情達意。邢福義[4]則進一步發展了本土語法體系“小句中樞說”,將小句界定為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獨立性的語法單位,認為在各種語法實體中,小句具備最齊全的語法因素,與其他語法實體直接關聯并且可以控制和約束其他所有語法實體,是其他語法實體依賴的中心。這一理論奠定了小句在漢語中的核心地位。報告指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小句核心說”與漢語的“小句中樞說”思想最為一致,有異曲同工之效。這兩種語法體系都以功能為導向,將“小句”視為最核心的語法單位,互相補足。系統功能語言學是一個涵蓋系統語法和實例語法的綜合語法理論,彌補了“小句中樞說”語用標準的不足,可為英漢小句對比研究提供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

王勇教授的報告“基于功能語言學的小句本位觀”旨在借助系統功能語法理論為“小句中樞說”有待改進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報告梳理了漢語語法研究的詞類本位、句本位、詞組本位、小句中樞說等本位觀。其中,邢福義[4]的“小句中樞說”標志著漢語語法研究走入了新的階段。“小句中樞說”雖被普遍認可,學者們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小句的定義、小句的外延、小句結構及其同詞組結構的異同等。針對這些問題,報告提出了功能語言學路徑的小句本位觀,借助系統功能語法理論考察其解決方法。就小句的定義而言,以往定義將小句看作語用單位,并且關注小句的整體特征以及小句與其他語法單位之間的關系,卻不明確其內部結構及功能。小句定義應當考慮語言的不同層面,既要關注小句作為一個整體的形式特征和表達功能,也應關注其內部的句法結構,后者的關注度不足。鑒于語篇功能上呈現的結構最能反映漢語的特點,漢語小句有可辨識的結構:話題-述題,報告主張從語篇功能入手,緊扣內部結構定義小句。就小句的范圍而言,“小句中樞說”劃定的小句范圍是單句和復句中的分句。報告主張從小句的內部結構和功能入手,形式和意義雙管齊下。只要結構成分齊備,能構成話題-述題關系都屬于小句。基于此,小句的范圍既包括獨立單句以及復句中的分句,也包括嵌入小句。就小句與其他語法結構間的關系而言,不同詞組組成小句之后,性質結構發生變化,所以報告主張小句和詞組之間,既不是實現關系,也不僅僅是組成關系--小句有著不同于詞組的內部結構,小句的成分由詞組實現。最后報告指出,學界針對“小句中樞說”提出的問題,可以從小句的定義入手予以解決。以小句作為漢語語法研究的本位,既契合漢語的實際,并且和轉換生成語法、系統功能語法等西方語言學理論相符。“小句中樞說”和系統功能語法之間有很多相通之處,前者可以從后者中得到補益和借鑒,以實現理論上更加系統、自洽,實踐上更完備、更可操作。

張德祿教授的報告“從功能的視角看漢語的語氣與情態系統”嘗試從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角度探討漢語的語氣和情態的區別。鑒于漢語是典型的分析性語言,沒有標識性、數、格、時態等語言范疇的標記,其語氣和情態的研究尚存爭議。關于語氣,其內涵和外延尚為模糊,漢語中沒有固定、清晰地表達語氣的語法模式,而是通過語氣詞和特殊的句法變化表達,并且在體現形式上與情態無明顯區別,由此出現了語氣和情態混為一談的情況。報告指出六個漢語語氣基本特征:(1)漢語中沒有限定成分,主語總在謂語動詞之前;(2)語氣詞通常出現在句子的尾部來表示其語氣的范疇,但它們不是必選成分,主要用于強化語氣的類別和口氣;(3)漢語中的疑問詞不移到句首,是表示特殊疑問語氣的唯一手段;(4)漢語語氣不以主語的有效性為特點,而與整個命題相關;(5)漢語有主語,但與英語相比,其作用要小,其有無可以區分祈使語氣與其他語氣;(6)漢語的語調對表達語氣類型起關鍵作用。報告主張從功能的角度區分語氣和情態:語氣主要用于實現人類社會交際的功能,而情態的主要功能是對命題和提議做出判斷,包括對命題概率和頻率的評判,和對提議的義務和能愿的評判。語氣由不同的語氣結構體現,情態則由表達情態的形式特征體現,如由情態動詞、情態副詞、情態隱喻等體現。

儲澤祥教授的報告“‘萬萬’與其所在否定句的內部機制”首先分析了“萬萬-不”的結構特征。“萬萬”后邊的否定式包括:不可X、X不得、不能X、X不R,該結構中可用的情態助動詞包括:可、得、能等。報告發現,除極個別情況,現代漢語副詞“萬萬”僅用于否定句。報告接著從互動視角嘗試解答“萬萬”與否定式共現的原因。報告指出,互動性與“萬萬-不”式相互制約。互動性是指交際雙方通過言語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性質或狀態,體現的是語言的人際功能。“萬萬-不”式用來強調說話人的立場,包含著說話人對聽話人的關注,并希望或要求聽話人遵從自己的立場,最典型的用法是勸誡,具有較強的互動性和主觀性。一方面,互動性、立場的主觀性對“萬萬-不”式進行了塑造,即要求結構是“否定式”、“情態結構”、“不可/不能+X”中的X具有消極義、主語是第二或第三人稱。另一方面,“萬萬-不”式的句法形式制約了互動性的強弱。從根本上說,“萬萬”與否定式的規約化不是“萬萬”決定的,而是否定式的反面表述功能決定的。隨著規約化的形成,“萬萬”也進一步虛化為祈使性語氣副詞,程度義被壓制,從而徹底排除了與肯定式組配的可能性。報告最后得出結論,“萬萬”與否定式共現的原因在于,否定式具備某種肯定式不具備功能,正面、肯定的說法不能表達“不要做錯誤的事情或后果不利的事情”。另外,“萬萬-不”的勸誡功能要求對方避免這種可能性的發生,所以情態助動詞等表示可能性的成分必須出現。

劉承宇教授的報告“語義發生視域下的漢語復合詞初探”分析了漢語復合詞構成成分間的邏輯語義關系,并且在語義發生視角下考察漢語復合詞的歷時演變。復合詞是由幾個詞根語素按一定的規則構成,其詞義由兩個語素的意義復合構成,如:美人、山川等。漢語復合詞有五種結構類型:同義、反義關系的聯合式(艱難、動靜);修飾、限制關系的偏正式(綠豆、長跑);“參與者+過程”的主謂式(目擊、地震);“過程+參與者”的動賓式(擔心、吃力);“+補足語”的補充式(提高、弄清)。報告指出,漢語復合詞組構成分之間的邏輯語義關系和小句間的邏輯語義關系類似,可以分為并列(城市、國家等)與從屬關系(四海、商人等)、投射(說理)與擴展(道路)關系兩個維度,其中擴展可以是解釋(道路)、延伸(道理)和增強(正道)。報告接著介紹了語義發生理論。系統功能語言學將語言看作是一個產生意義的開放的系統,將語義發生定義為產生普通或特定意義的過程模式,認為語義發生遵循時間順序,包括種系發生、個體發生和話語發生三個維度,三者相互聯系,構成一部語義發生史[5](18)。漢語復合詞在語義發生過程中的產生了嬗變,這源于兩個因素,即語境因素(話語發生+種系發生)和跨文化交際因素(個體發生+種系發生)。嬗變體現在三個方面,即詞性、詞義和句法功能。如,“但是”一詞,在詞性上經歷的嬗變為:副詞+動詞→副詞→轉折連詞;在詞義上經歷的嬗變為:只(見,看見)→只要(是),僅僅(是)→然而;在句法功能上經歷的嬗變為:修飾動詞→修飾名詞→連接詞、短語、句子。

李深紅教授的報告“From subjectivity to evidentiality to clausal boundary”旨在說明“言據性”和“主觀性”對小句和小句復合體的邏輯分析、邊界的影響。報告首先對漢語系統功能語法中的小句做了闡釋。從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小句是一個同時表達三種不同意義的多功能結構。在語篇功能上,小句通過主位結構和信息結構表達信息;在人際功能上,小句通過編碼語氣類型來表達社會關系,實現言語功能;在概念功能上,通過構建言辭(figure)來表達現實世界中的經驗,在結構上表現為參與者、過程及環境成分。從語義上和結構上講,小句定義明確,邊界可識別。然而,漢語口語語篇分析中,小句的邊界,尤其是小句復合體的邊界模糊不清。小句邊界的復雜性在三個元功能中有所體現。其中,就語篇功能而言,消息的信息結構理論上來說可延伸至小句之外;就人際功能而言,即使小句具有交際功能,但如果它被看作一個獨立的小句或相鄰的主要小句的一部分,則前者和后者不能達成一致;就概念功能來說,言語小句或心理小句的投射可以包含多個小句。小句及小句復合體的邊界通常涉及研究者的主觀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的。鑒于以上情況,報告使用大量例證探討了漢語的主觀性和言據性,分析這兩者如何在語篇分析中造成小句邊界確定和分析單位劃定方面的歧義。報告指出,主觀性標記和據素(evidentiality marker)能夠影響對于小句復合體的識別及其邊界的邏輯分析。至于如何縮減語篇分析研究中的主觀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楊炳鈞教授的報告“限定與非限定問題的有關爭議”梳理了漢語的限定與非限定之爭,提出了解決爭議的可能方案。“限定”(finiteness)與“非限定”(nonfiniteness)這對概念可追溯至古羅馬時期歐洲語言學家對拉丁語的描寫[6](1),根據動詞是否與主語在形態上保持人稱和數的一致,分為限定動詞和非限定動詞。這兩者的區分在諸多方面有著實用價值,如文本切分、話語理解、翻譯研究、人工智能等。然而,限定與非限定是否有跨語言共性是語言學界很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報告歸納了傳統語法、生成語法、美國功能語法和系統功能語法等領域有關該問題的典型觀點,梳理相關爭議。總體而言,形式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達成了共識,即限定和非限定存在于小句層面,而非詞匯層面。關于英語的限定和非限定之分,學界普遍認同。關于古漢語、漢語方言、漢語少數民族語言、藏語等漢藏語,研究也指出其具有曲折形態變化。但就現代漢語而言,鑒于它是典型的非曲折性語言,沒有顯性的形態,學界對其限定、非限定的區分爭議頗大。其中,依據漢語無屈折變化,徐烈炯[7]等人認為漢語沒有限定與非限定之分,石毓智[8]等人認為漢語有限定與非限定動詞及小句之分,Huang[9]認為漢語只有限定形式,李汝亞[10]認為漢語只有非限定形式。報告借助沃爾夫的隱性范疇思想以及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漸變群思想來繼續討論這一問題,認為漢語具有限定與非限定之分。根據“是否有主語、動詞作謂語、動詞隨人稱和數而變化”三項參數,區分出了從典型非限定小句至典型限定小句的六種情形,提出了介于限定小句和非限定小句之間的假擬限定小句和假擬非限定小句的概念[11](9)。

彭宣維教授的報告“漢語小句的功能類別、單位跨度與定義”基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三個元功能,梳理了漢語小句的類別,揭示了小句的單位跨度及定義。報告指出,以往文獻雖對漢語小句做過多種方式的分類,但理論依據和概括力不足。具體表現在三方面:缺乏言語功能意識,很少以言語行為作為系統研究的出發點;主體上從概念意義的角度看待句子;處理句子時,就詞義論詞義,回避句子構式和語篇語境參照。針對以上問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三個元功能理論可以提供新的解決路徑。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三個元功能是并行的,它們同時生成和體現。一種句型可能是其中的一種功能占主導來進行配置,或是多種功能同時出現而產生標記性的配置。當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同時體現時,為了凸顯人際功能或語篇功能,概念功能則會發生語序上的變化。報告以大量的漢語實例,逐一探討了以人際功能、語篇/能使功能和概念功能占主導的小句。研究發現,有些句子生成的主導因素是人際性的,有些則是語篇功能主導的。另外,發揮相應功能的成分,可能小到詞,大到句,后者通過級轉移修飾或限制小句基本構成成分;小句只是詞至復句的連續體中的一個代表性典型級階;典型小句和非典型小句是特定語境中實施一定具體作用的一個基本的詞匯語法單位。基于此,報告最后給出小句的定義。從原型理論的角度來看,就內涵而言,小句是可以同時實施多種交際功能的相對獨立的基本詞匯語法單位,多種交際功能可集中概括為概念、人際和語篇/能使功能。就外延而言,典型小句是典型詞組/短語到典型復句之間的一個典型詞匯語法級階,非典型小句則可以向詞組/短語一端收縮,或向復句一端延伸。

楊延寧教授的報告“基于古英語和古漢語語料的構式演化研究”采用語法隱喻理論來研究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旨在為構式演化研究探索新的路徑。構式是形式和意義的配對物,其整體語義無法由組成成分的語義推出。構式演化涉及形式和意義的一系列調整,最終形成穩定的形義搭配。有鑒于此,構式演化研究需要一個有力的分析框架,整合語義、語法和兩者互動這三個方面。傳統的構式演化研究主要依托于語法化理論,強調“重新分析”和“類推”兩類演變機制的重要性。但語法化理論本身的缺陷和形義互動分析手段的缺乏,制約了構式演化研究的深入,也為構式義的溯源帶來了瓶頸。報告嘗試用語法隱喻理論來研究構式演化。“語法隱喻”指語義層與語法層之間的交叉組配關系,其本質是表義需求擴充所促動的形義互動。該理論既作用于共時層面的語義句法調整,又作用于歷時層面的語言演化,且構建了完備的語義語法分析框架,可有效地呈現語言演化中的形義互動過程,能極大增強相關研究的可操作性。報告基于古漢語和古英語語料,聚焦英漢語演進過程中的四個最傳統和重要的構式,并著重分析了動結構式和使役構式在語法及語義上的演變規律。報告得出一個構式演化模式,起點是語義資源的擴充,它直接觸發了語義語法層的互動重組,重組表現為級階調整和成分轉移。其中,在語義層體現為語義匯合與語義凝結,這導致了精密度的下降、系統性的增強、構式能產性的提升,使得系統產生新的語法空位。基于以上語義和語法層兩套演變機制的互動,便產生了不可推知的構式義。報告表明,語法隱喻的合理運用可以為構式研究,特別是構式演化研究,提供全新的視角。報告最后提出假設,構式演化的走向可能遵循三個基本規律:降低表達精細度,提高構式能產性;實現表達系統化,提升構式抽象性;增加可填充空位,強化構式結構性。

于暉教授的報告“語篇發生學視角下的漢英小句對比研究”以語篇發生為視角對比了中英文小句的差異。語篇發生是指語篇的意義展開或建構過程,以往對它的研究側重分析科學語篇中的知識建構。報告則采用Martin和Rose[12]的“概念理論”分析框架來看語篇的建構與發生,重點分析小句內部的結構關系和小句間的邏輯語義關系。概念理論包含三個視角,即分類關系、核心關系與活動序列,報告采用了核心關系這一視角。核心關系指的是小句中詞匯之間的組合方式。按照各種參與者、環境成分與過程的關系的緊密程度,小句中的核心關系分為四種類型,即center,nucleus,margin,periphery[12](96)。報告選取了部分2016年高影響因子的國內外語言學期刊文獻,利用概念理論對比中英學術語篇中核心組織方式的異同。研究發現,相較英語而言,漢語中小句的核心型(nuclear/central)關系較多,但邊緣型關系(marginal/ peripheral)較少。通過對中英學術語篇小句間的邏輯語義關系按不同類型分別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中英都較多使用順接連詞和對比連詞,這一特點或與學科的知識特性相關。報告還嘗試使用功能語言學理論對漢語小句內部及小句間關系進行探討解釋,并與英語進行對比。研究表明,漢語的關系更為緊密,漢語趨向于意合,思維方式呈螺旋型,不強求于語言形式;英語則趨向于形合,思維方式呈直線型,力求結構上的嚴謹。漢語較少使用連接詞,各部分之間靠意思連接,所以各個成分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目了然。而英語講究層次,多在詞、短語、分句之間用連接詞和關系詞,使英語句子、文章更具層次感。報告得出結論,漢語及英語小句均使用四種關系來建構語言結構。其中,漢語比英語更多地使用緊密關系,所以漢語語篇比英語語篇表現得更為緊密。

王品博士的報告“系統功能語法的隱性語法本質--以漢藏語氣系統為例”回顧了隱性類型的提出,闡釋了系統功能語法的隱性語法本質,并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語氣系統為例,探討系統功能語法作為隱性語法的描述方式。系統功能語法關注語言中的顯性類型(phenotype),同時更加注重在隱性類型(cryptotype)方面探賾鉤深。隱性類型指不依靠外在形態體現的潛在語法特征,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語言學家Whorf。其關注的是語言中較為暗藏的、隱性的本質,它們不易引人注意,也難以界定,但會對語言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意義之所在。只有通過特殊的檢測手段,如提問、人稱代詞等,才能發現這些隱性特征。這一思想吸取了Fabre d’Olivet、Boas、Sapir等人的研究成果,在Whorf的理論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Halliday高度評價Whorf的這一創見,稱之為20世紀語言學的主要貢獻之一。Halliday本人開創的系統功能語法也在多方面借鑒了隱性類型的思想,英語小句語法的諸多方面本質上都是隱性語法(cryptogrammar)。報告接著以漢語的語氣系統為例,選取了法庭話語語篇為研究文本來進行系統功能語法上的描述和分析。分析過程突出了系統功能語法描述的四個原則,即以語篇為基準的原則、三重視角原則、語義驅動原則和軸關系 原則,力求克服漢語系統功能語法描述過于依賴英語的功能及類型的做法。最后報告以藏語語氣系統再次展示了上述分析原則。藏語和漢語的語氣系統有部分內容表現不同,一方面源于語篇語義從上到下的投射,另一方面源于同一層次的內部體現方式的區別。

二、 結 語

本屆高層論壇的報告主題集中、問題意識強、語言事實關注度高、研究視角豐富,研究成果具有交叉性、創新性等特點。作為一門適用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可在漢語研究中廣泛應用,提供理論指導,對漢語進行系統的描述和闡釋[13]。同時,當漢語事實和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發生沖突時,亦可反思該理論框架的修正,使之愈加完善。這對漢語研究和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本身都有積極的意義。Halliday創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始于對漢語語法的描寫研究,如今再次與漢語研究中西合璧,這是必然趨勢及其學術思想的回歸。在語言學研究的過程中,外語學界和漢語學界應進一步深化交流。本次論壇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界和漢語學界的學者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窗口,搭建了兩方深入交流的平臺,必將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本土化進一步發揮有力的推動作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在指導漢語研究的過程中,仍有許多空白有待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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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標題:漢語句子問題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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